悠忽之间，恩师裘沛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载，先生的音容笑貌及为人为医宛在眼前，莫能忘怀，每当夜阑人静想到先生的教诲倍感亲切，兹记数端以念。
医病先医心
患者的精神因素与疾病的发生、发展、转归及预后关系至为密切。医生欲治患者的病，必先抚慰其心，更不可伤其心。《内经》云：“心者，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”，“主明则下安”，“主不明则十二官危”。《内经》所说的“心”包括现代医学中的心血管统及大脑功能系统。
先生回忆一位“风义兼师友”的患者，晚年不幸身患癌证，先生每周去探视，先前患者未知其病时，仍然谈笑风生，宛如无恙之人，及外科医生将其病情告知后，即情绪大变，寡不欲言。待手术后，一、二月后即仙逝而去。此老不死于病而死于医，病虽属不治之证，但观其先前的精神状态，绝不会在一、二月之后不幸，先生说及此，直扼腕叹息不已。
先生认为，大抵人体内存在一个自我调控系统，可以自我调节、自我保护、自我康复，以冀维持内外环境的平衡，而这些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心境泰然、情舒意畅为前提。所谓“主”明才能下安。若医生诊病危言耸听，不注意心理疗法，往往使患者精神防线崩溃，“主不明则十二官危”，病情可能迅速恶化。
孙思邈在《千金方》中将“大医精诚”一文置卷首，用心实在可贵，其意无非是谆谆教导为医者必先立医德，而医德必怀大慈恻隐之心，使患者在未药之前，从医生那里得到抚慰与信心，尤其对身罹不治之证者尤然。
先生常采用的方法是：热诚待人，以成竹在胸的口气对病人说：“这个病不要紧，我给你想办法，病虽然困难，但也有看好的。”这决不是江湖诀，实在是心理安慰。先生说“我所治之病多数是迭经西医治疗屡不愈者，经过我的方药可以治愈一二，只是‘倖中’而已，这其中也包括某些心理因素在内，即患者对我信任，我对患者真诚。”《内经》曾说病至“神不使”阶段，病必不治，治神比治病更重要，所谓“不服药者为中医”。先生谆谆训导，为医者必须真诚地关心病人，爱护病人，不可考虑名利得失，方为精诚大医。
治病必治药
先生经常教导说，目前中医所治之病往往是经过西药“三素”（即抗菌素、激素、维生素）处理的病。这些药物对病是有一定的疗效，但有些颇为“霸道”的药，对人体正气有一定损害。故凡治病必先问清过去用过什么药等，详细治疗经过，然后结合病情进行补偏救弊。
从临床实际情况看，比较多的慢性病，属纯虚纯实者较少，其中有些因为病所致，有些因用药之过，我们在治疗中要注意到这些因素。
过去有“不服药为中医”之说，孙思邈曾说，凡病先以食疗，食疗不愈再用药治。大抵药，《内经》称之为“毒药”。既云“毒药”总是不得已而用之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云：“大毒治病，十去其六……毋使过之，伤其正也。”目前有些西药之用也有偏滥之势，如激素、抗菌素等，适应症越来越广泛，以致精气受损，阴阳破败，造成治疗上的困难。有些病不是死于病，乃死于药。特别是肿瘤治疗、放疗、化疗虽有一定疗效，但因其副作用大，故很少能完成始终者，每每辍治。此时再请中医诊疗者，事已至此，气血大败，纵有高手，难以收拾此等败局。所以一药之治，应当慎重，先生叹谓“世犹多病愧称医”。
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另一方面中药的运用和加工炮制问题也甚大，特别是剂量的标准化问题，乃医界之痼疾，猛治者以为“胆大艺高”；胆小者，谨小慎微。此一为名利计，一为不是真知药性，治病明病理当然重要，但作为医生不明药理者，更不可为医。所谓明药理，一是知其性用，一是知其用量。当然，若能明加工炮制、栽培、采集等事宜则更好。所谓“知性用”，最好既明历代方药之书的记载，又对中药药理也有所了解，也不无好处。
先生治药有三个特点：一对药用的理解往往与众不同（药物书看得多，见多识广）。二讲求药物之间相逆相激、相制相成（深谙中药配伍之奥妙）；三用药剂量偏重（得经方用药之真）。
总之所谓“治药”，是指了解患者来诊前用药的情况（包括中西药），掌握和运用方药的性用，方可运用自如，这一点很重要。
临床医生要多读三种书
先生说临床医生要多读三种书：医案医话、药书、方书。这些才是治病的书。
医案医话是古今医家治病的实录（当然也有部分医案有水分，为作文章而撰，此属少数）。不管其理论上如何识见，但从其医案中可窥见其治病的思路和法度。王旭高治肝病三十法，其理为后人称道，但其医案中未见其具体应用，显然理论与实践相脱节。但医案也有不少问题：有系后人整理，走了样；古代有些医案陈述过于简要；缺少连续随访，未记载治病的全过程；今人报道的医案不可信者更多，明明中西医合用，报道时只述中药之功，有意避讳西药，或疗效夸张，或过于笼统。唯此，还是多读古人医案为好，可信度稍高。
大凡对药性的了解有四个途径：本草书、随师所得、个人实践、药店中了解。药书当多读，了解古人各种识见，有助于开拓思路，尤其不为今人讲义所囿。随师，了解长期实践经验。药店，深入了解药物知识。真正掌握药性还当亲尝，“甘苦由来试后知”，只有经过实践体验后，才能真正掌握药物的功用。
先生主张掌握唐宋方书，为经验之所汇萃，后世胆识渐减，不足师法。仲景方旨在知法度，唐宋方贵在博，各有特点，这是学习方剂的基础。
医有常道， 法无常法
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，先生经历了众多复杂病证，从而体会到“医有常道，法无常法”。他曾经治疗过各种类型的哮喘病，对其中属于寒饮喘咳之证，每以宣肺降气、温肺化饮、通阳散寒的常规疗法，而获痊愈或缓解。对《金匮要略》“病痰饮者，当以温药和之”，也有一定的体验。
然而１９７０年，先生治一痰饮患者，证见剧烈咳嗽，昼夜不停，气逆喘促，痰涎如涌，病程已历年余。病者形体肥胖，舌苔白腻，脉见沉弦。遍尝中西药无存效，乃求治于先生。
先生先后用过温、化、宣、降以及涤、消、功逐诸法，也丝毫未瘥。先生自叹技穷，而病家以痼疾坚求继续治疗。乃不治已改黄芩、生地、龙胆草三味，大其剂量，与服２剂，竟奏意外之功。咳嗽十减其九，痰涌之象亦除，又续服数剂而病愈。病家狂欢，他亦惊然。
病属寒饮，乃投苦寒而得手，实属“法外之法”。他在经历了不少类似这种的经验教训之后，提出“医理很难明，而用法每可变”之论，并进一步阐明治病之奥妙，认为只有懂得“法无常法”和“常法非法”这个深刻的道理，才能真正掌握中医治病方法的真髓。这无疑是发人深省的阅历之言。
“此事难知”论
元代医家王好古曾著书《此事难知》，喻医学之深奥，难全洞达其趣。先生对此也无限感慨，也曾撰文《从来此事最难知》。先生博学，皓首穷经，行医七十余年，及至晚年仍有“壮不如人今老矣，世犹多病愧称医”的慨叹。平素总觉医学上的未知数太多了，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科学发展迅速，但现成的公式定律以及某些理论、观点，很难说是绝对真理，对于医学来说，尤其如此。因为目前来说，无论中西医学，不能解决的医疗问题举不胜数，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发现疑问，对某些现成的定论提出质疑，对临床中的一些现象和轨迹，应保持科学家应有的敏感，时时打上一个问号，通过思索、分析，然后在实践中上下求索。
例如：舌苔厚腻就不能用熟地吗？升麻真的能升阳吗？高血压病人能不能用附子？细辛真的不过钱吗？对癌症真的毫无办法吗？艾滋病从中医角度分析是个什么病？如何治疗？……
“此事难知”，我们应该谦虚，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，“读方三年，便谓天下无病可治”；“此事难知”，我们应该善于发现“难知”，敢于提出“难知”，对“难知”保持高度敏感；“此事难知”，我们应对“难知”，进行探索，通过各种手段揭开“难知”之谜。解决“难知”，就意味着学术的发展，事业的进步。
中医特色 ，时代气息
此系先生上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关于中医发展的思路。具体背景是：粉碎“四人帮”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，百废待兴，关于中医学如何发展众说纷纭，中央提出西医、中医、中西医结合三支队伍并驾齐驱共同发展。对于中医的发展有人主张按传统方法或按中医自身规律发展中医，有人倡导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，不少人提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唯一出路……对于中医学院如何设置中西医课程争论较多。值此，先生提出“中医特色，时代气息”八字方针作为未来中医发展的理念，深得学术界认同，屡有文章引证。
中医学的发展首先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，什么是中医学的特色？学术界有很多说法，笔者以为，首先是中医对世界、对人生理病理认识的基本观点，也即中医学的世界观，包括天人关系、生命观、生理观、病理观、养生观等；其次是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，再次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特色。离开了这些特色就不是中医学，也无法体现和发挥中医学的优势，中医学的生命力无法彰显。
所谓“时代气息”，本人的理解，中医学的特色在２１世纪有当代人的理解和演绎，特色需要发扬、发展，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，这种反应当代人的理解、演绎、发扬，就体现了“时代气息”。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当代人对中医学的理解，必然渗透、蕴含着当代人的认识水平，必然打着时代的烙印。“时代气息”同时也体现了中医学必然受当代政治、文化、思想、科技等的影响，任何学科、学术的发展与时代的各种文化、科学技术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是无法回避的。从历代中医学术的发展史看，学术发展的每一项进步都打着时代的烙印，２１世纪当然也不例外。
然而“时代气息”与“中医特色”是相辅相成的，“时代气息”的渗透和影响促进了中医特色的弘扬和发挥，而不是脱胎换骨、完全异化，否则不是弘扬特色而是阻碍了中医学术的发展。
当前中医界“重西轻中”、“重药轻医”的倾向，必须引起学术界的关注，要警惕中医学术的西化以及废医存药的不良倾向。因为这样做与“中医特色，时代气息”的理念格格不入，最终将导致中医学术的消亡。
坚持“中医特色，时代气息”的发展理念，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大有裨益。特色要弘扬，时代气息要彰显。